弱水簡牘研讀會成果＊

2001年 6月 6日一稿

2002年9月11日修訂

一、研讀會之緣起

王國維觀近二、三十年中國學術發展大勢時，曾謂「古來新學問起，大都由於新發見」，並謂近代新發現中足以「開學者研究之結果」者有五：其一，殷墟甲骨文字；其二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；其三，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；其四，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；其五，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，揭示中國歷史研究之新方向。[1]王氏所述這些「新發見」中，先後發展成「新學問」者，早期有甲骨學、敦煌學，二學相繼擅揚於學壇之際，而簡牘之研究似乎緩如牛步，儘管有王國維之提倡、勞榦之用心整理，卻鮮少稱之為學問。究其故，實乃材料之刊布屢遭變故。

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，大量簡牘自中國西北地區出土，然簡牘之出土方式簡陋，且國內時值喪亂，未能適切予以整理，學者於此資料幾無施力之處。為使簡牘發揮其作用，首先應將原簡釋文與圖片詳實著錄，除可保存史料之原貌外，主要目的在於將原件一切訊息客觀地傳達於讀者，使之利用。因之，釋讀和著錄的詳實與否成為簡牘材料信度之關鍵。勞榦分別整理出版居延漢簡釋文（先後有曬藍本、南溪本、上海本與台北本）與考釋；遷台後，一萬餘枚居延漢簡圖版首次公諸於世，緊接著勞氏又出版《居延漢簡‧考釋之部》，與圖版之部配合對照，使簡牘研究有了較為堅實的史料基礎。

馬先醒接踵勞書之後，創立《簡牘學報》（民國63年6月創刊），乃以刊行研究簡牘或新出資料論文之研究刊物，正式揭櫫「簡牘學」。在簡牘學報刊行後，大抵以居延、敦煌漢簡與睡虎地秦簡為研究主體，復以大陸各省所出簡牘不斷，材料亦日益豐富。尤以1972至1974年在居延地區出土近二萬枚漢簡，不僅可以補充、勘正原有的釋文，甚至可從中引發出新的問題。這批新出簡牘於1990年代方得刊布，馬先醒、陳文豪、吳昌廉等學者注意到這批新出居延漢簡之價值，認為這些資料急需整理與研究，並藉此培育年輕學子閱讀原典的能力，遂在馬先醒教授指導下，於民國83年由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陳文豪教授向教育部申請跨校性的「弱水簡牘研讀會」，計以每月由一人報告研讀成果，繼而廣泛討論，以期收集思廣益之成效，增加討論的深度與廣度。

二、研讀會之運作概況

民國84年8月，「弱水簡牘研讀會」在馬先醒教授指導之下，由陳文豪教授主持，開始進行研讀。在整年度的研讀過程中，與會學者深思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重要性，尤其邊郡烽隧、郵書等制度皆須親身考察，方能進一步拓展研究的視野，故於民國85年8月由馬先醒帶隊，親往額濟納河流域進行第一次之實際考察，續於8月20至24日於廣州參加中國秦漢史研究會、中山大學歷史系等主辦之「中國秦漢史國際學術討論會」發表論文，其中先於研讀會中提出討論，繼而於討論會中發表於者，如：吳昌廉〈兩漢計偕考〉、羅仕杰〈從「掾譚」簡談居延人物志的整理工作〉、郝永正〈由兩漢之際居延都尉奉例來看當時的物價〉與沈明得之〈西漢長公主初探－兼論《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》之故長公主〉，共計四篇專文。會後，吳昌廉並將論文修改、擴充，發表專書《兩漢計偕考》。[2]

在額濟納河的實地考察後，研讀會參與成員咸認為研讀會之重要性，仍在馬先醒教授指導下，依照教育部新修訂辦法，遂於民國85年8月改由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吳昌廉向教育部申請跨校性的「弱水簡牘研讀會」，時間由民國85年8月至民國86年7月，參與學者計有各大學教授等19名，研究生9名。本年度研讀則採取以計畫性的研讀為方向，研擬漢代居延及河西地區之歷史與地理作一全面研究外，另將各時代、各地區之簡牘，分別加以比較，並對簡牘所涉之制度、書法、人物、律令等各項專題，分別作有計畫地深入研究，藉此達至長時期之深層解讀、專題研究、實地考察以及集體研究等目標。本年度有吳昌廉、傅榮珂、郭伯佾、邵台新、陳文豪、廖伯源等學者與會，發表計有歷史地理、書法、人物、律令共計10篇專著，其中吳昌廉發表〈漢代障候、都尉上計考略〉與沈明得之〈貝格曼在額濟納河地區的考古工作－《蒙新考古記行》〉先後刊於《簡牘學報》中，[3]吳昌廉延續計偕考、上計考之探討，深入探討「算人」，於同年發表《兩漢算人考》一書。[4]另有以報告專題作為博、碩士論文的主題或章節，如郭伯佾之〈漢簡草書所見草書在漢代的流行盛況〉，成為其博士論文〈漢代草書的產生〉一部份，[5]郝永正，〈居延漢簡所見竇融之研究〉，以竇融為研究對象，撰有碩士論文〈竇融之研究〉。[6]凡此足見研討會不僅可彙整與會學者的意見，藉由問題的提出，彼此間相互激盪，以補缺漏，更能引發出新的問題，根據新的問題，提出新的研究成果，研讀會之舉辦功能日趨顯著。

民國86年8月起，「弱水簡牘研讀會」之研讀計畫稍作改變，除延續討論的方式外，主要著重於破城子（A8）房屋二二（F22）出土之889枚簡為研讀中心。據悉F22乃一文書檔案房，所出簡牘數量最夥，出現簿籍最是完整，如「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」、「病書」等簡策，其條件足以成為研究新舊居延漢簡的寶地。自86學年度始至88學年度之三年中，研讀會共計討論30餘篇，其中大抵集中於F22出土文書的討論，如86學年度有關「候君所責寇恩事冊」簡冊的討論，計有羅仕杰之〈甲渠候粟君與候張獲關係考辨〉、郝永正〈《責寇恩事》冊中之「就」考〉、陳中龍〈《責寇恩事》中有關「牛」的幾個問題〉及汪文儁〈關於《責寇恩事》中「魚」的幾個問題〉與紀安諾（Enno Giele）〈居延新簡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》英譯本校釋〉共5篇，87學年度共計2篇，有陳昱伶之〈關於《責寇恩事》中「魚」的幾個問題〉，修改後刊於《中興史學》，[7]另有蔡宜靜之〈居延漢簡「僦運」初探〉，乃擴大至整個居延之就運的討論，更以「就」運為其碩士論文主題。[8]凡此，涉及F22出土有關「候粟君所責寇恩事」簡冊的討論，前後共計7篇；再檢視其題目方向，有補史、有社會經濟史等，題目相近卻能由不同的方向加以討論，猶如傅斯年所揭示之，要把材料講盡。研讀會舉行僅四年有餘，相繼於研討會後修改、刊登於《簡牘學報》與其他學性刊物中，亦計有十餘篇。[9]

研討會除以研讀居延漢簡外，也積極從事規劃實地考察與探勘，以期將所學與實地考察進行結合。民國87年研讀會成員吳昌廉、羅仕杰、洪淑湄、譚傳賢與蔡宜靜五人親赴漢居延地區進行第二次之深入考察，民國88年7月又有研讀會成員羅仕杰、徐菁蓮與陳中龍第三次組團前往漢代之居延、肩水地區，作更為詳盡的考察，其考察內容也多刊於《簡牘學報》第17期中。

三、研讀會之學術記實

研讀會之目的，即在閱讀簡牘過程中，根據個人之研讀成果，形成問題意識，再經由問題的提出，與研讀會成員相互激盪，以獲致收集思廣益之成效。研讀會成員在提出問題後，彙整與會成員之意見，撰成學術論文，以下暫分為數類，以類相從，記述研讀會之具體成果。[10]（參見附錄）

（一）簡牘出土與整理

「弱水簡牘研讀會」乃研讀居延地區所出土之簡牘所舉辦的一種討論會，居延漢簡，顧名思義即指居延地區所發現之漢代簡牘而言，吳昌廉報告〈居延漢簡研究之回顧與展望〉，提出簡牘研究工作有二：一為釋文之詮定，二為運用釋文史料以考史、釋史。二者看似分離，實則互為表裏：新版本的刊定往往會影響考史與釋史，而考史與釋史亦可刊正釋文的訛誤。因此回顧居延漢簡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由居延簡牘的發現至圖版刊行以前。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（Sino Swedish Expedition）團員貝格曼（F. Bergman）在額濟納河流域發現為數一萬枚以上的簡，由於出土地係漢代張掖郡居延縣，故總稱為居延漢簡。這批簡冊由馬衡、向達、賀昌群、余遜和勞榦分別進行校釋，後因宛平釁起，最終整理出版以勞氏為主。勞榦與余遜首先合作出版《曬藍本漢簡釋文》（北平，1936，通稱為曬藍本），共計著錄3055簡。民國32年勞榦在物資條件極缺乏困難下，出版《居延漢簡考釋‧釋文之部》（四川南溪，民國32年，簡稱「南溪本」、「石印本」），由於該書僅印300部，且未附簡影，流傳不廣。抗戰結束後，勞氏又重新整理出版《居延漢簡考釋》（上海，民國38年，又簡稱「上海本」、「鉛印本」），共含「居延漢簡釋文」、「敦煌漢簡釋文」及「居延漢簡考釋‧簡號索引」三部分，全書以鉛字排印，內容上較「南溪本」豐富，且書末附「永元兵物簿」之簡影。此一時期主要以勞榦的研究為主，或又可稱為「勞榦時代」[11]。

民國46年至61年為第二個階段。勞氏出版《居延漢簡‧圖版之部》（台北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1，民國46年，簡稱「台北本」）至此一萬餘枚居延漢簡首次公諸於世，緊接著勞氏又出版《居延漢簡‧考釋之部》（台北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民國49年）所謂考釋之部即分釋文與考釋二部，釋文不分類、卷，次序與圖版之部配合對照。另外在大陸地區有《居延漢簡甲編》（北京，科學出版社，1959）此一時期有勞榦、陳夢家、張春樹、陳槃等，研究的人數開始增加，所研究的題目之廣度與深度有長足的進展。

民國62年至78年為第三個階段。馬先醒接踵勞書之後，創立《簡牘學報》（民國63年6月創刊），在居延簡的著錄方面，則先針對所有版本先作校對，並出版《居延漢簡新編》（台北，簡牘學會，民國70）。在大陸方面，有《居延漢簡甲乙編》（北京，中華，1980）、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》（北京，文物，1987）此一時期以簡牘學報之刊行最為重要，研究成員吳昌廉、邢義田、何雙全、陳文豪、李均明、謝桂華等年輕學者嶄露頭角。

民國79年迄今為第四個階段，乃1972至1974年新出居延漢簡於1990年刊行。在版本上，先有《居延新簡釋粹》（蘭州大學出版社，1988），正式刊行全文則有《居延新簡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4），將圖版與釋文分上下二冊，《居延新簡》（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）僅錄有釋文。兩種版本互有優劣，本研讀會成員汪文儁曾報告〈居延漢簡釋文整理計畫之一隅－以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》標號200至250間之簡牘為例〉即對二種版本進行對刊與比較。此外，為結合國內外簡牘研究之成果，成立了國際簡牘學會，並發表會刊。[12]

作者最後提到展望有三，其一係依據甲渠候官與肩水金關所發現漢簡數量推之，宜對當地再作深入考古挖掘；其二，在研究方面，宜由空間之出土相關問題進行研究；其三，簡冊方面應積極作簿籍復原及探討簡牘制度。綜合上述三者以達到全面性研究的目標。[13]

邵台新提出〈漢簡所見西域資料之研究〉[14]，介紹研究漢代經營西域的簡牘資料與運用。有關漢代西域經營的簡牘資料，大抵可分為三批：其一係1943年黃文弼於羅布淖爾附近所掘出的數十枚漢簡最為重要，簡文出現西域官職如「左部」、「右部」等，皆不見於史籍，另有屯戍的資料，包括屯卒的來源、身份等，因之可從中瞭解西漢中期漢人在樓蘭地區活動的情形。第二批漢簡即1930年貝格曼所掘出的萬餘枚居延漢簡，其中大部分是漢代經營河西地區的紀錄，但也有旁及西域的簡文，如鄭吉但任西域都護的時間等問題，可補充說明漢代在西域經營的情形。另外一批即為1979年敦煌馬圈灣出土約一百枚左右的木簡，對於王莽時期在西域的活動，如解決戊己校尉與戊部校尉、己部校尉之間的問題，印證史書記載王莽激怒西域各國的原因，以及凸顯大煎都候障為西漢西陲通西域的樞紐。這三批簡牘，是研究漢代與西域關係的第一手史料，不但記載正史上一些未刊的史實，亦可與正史的記載相互印證。

陳文豪報告〈中國大陸簡牘研究書目概述（1980～1996）〉[15]，共分釋文、概論、文字與書法及專著及論文集四項，介紹大陸簡牘整理與研究概況。與釋文有關的著作方面，作者分戰國、秦、漢三個時期，戰國楚簡有信陽、曾侯乙、包山、望山等，商承祚《戰國楚竹簡匯編》整理最為重要，其書於前言詳述竹簡時代、形制、內容與文字，對每一批竹簡均附有圖版、摹本與考釋，對學者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。秦簡有雲夢龍崗、四川青川郝家坪等，以睡虎地秦墓竹簡版本最夥，其中以1990年出版之版本最佳，惟竹簡未依原大刊布，誠屬缺憾。漢簡如疏勒河、敦煌馬圈灣、居延新簡、甲乙編等，前述吳昌廉文已作簡述，本文多對上引版本闡述其優劣。此外尚有非漢文之簡牘，如佉盧文等。另外文中又介紹簡牘學概論性著作4種，簡牘文字與書法12種，專著及論文集31種，計有百餘篇。作者綜觀1980年以降中國簡牘學研究有幾項特色：一、釋文刊布的速度逐漸加快，二、研究人員增多，三、專業性的期刊出現，提供專業的發表園地，四、基礎研究逐步加強。陳氏特別指出，就簡牘學研究而言尚待加強之處仍多，尤其是工具書的編纂，作者提出應編成《簡牘語彙通釋》，及一部完善的《簡牘學文獻類目》，可供學者參考。

漢簡釋文「丈」、「支」等字，屢於釋讀過程中有所爭議，朴順德乃以時常混淆不清的「丈、支、史、受」字為例，認為其字之章草雖各具有分別的獨有形狀，但若書寫不整或疏忽時，即易引起魯魚之亂。因此釋讀時，除了內容分析之外，以字形演變之分析亦不容忽視。朴氏文中並提出在解譯釋文時，首先應對整沒撿字形分為古隸、常隸、八分、草隸、章草等，再以字形演變之過程而釋作其字較為妥當。[16]沈明得與洪淑湄乃以王國維《簡牘檢署考》為簡牘學入門之作，其文雖舊，但其中不乏創見性的看法，因之乃以標點並進行校釋，以期能對王國維簡牘學與其學術思維之瞭解有所貢獻。[17]

此外，汪文儁〈從「簡帛金石資料庫」之底本看漢簡釋文的版本問題〉，指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「簡牘整理小組」為方便學者利用簡帛資料，特別於「文物圖象研究室」建立「簡帛金石資料庫」，收錄60餘種簡帛金石釋文的全文資料以提供索引查詢。作者乃以此資料庫之底本與其他版本對刊，發現此資料庫底本並非最優之「善本」，因之建議利用此資料庫之餘，最好能回查較好之釋文版本。[18]

（二）制度

在居延漢簡中包含大量的簿籍，其中包含不少上計的文書，吳昌廉尤對上計制度著墨甚深，先於研讀會中提出〈兩漢計偕考〉，並於民國85年7、8月間親訪居延地區，再與大陸學者交換意見，返台後利用月餘時間草成《兩漢計偕考》一書，詳論前人未述之「與計偕」、「計偕簿」、「計偕物」等。

作者認為漢代郡國於每年十月遣使者赴京上計中央，擔任此項工作之吏員，即為「上計吏」；至於按照漢廷規定，應召者或被舉者，甚至簿籍、貢物等，均需隨從上計吏詣京，此種與上計吏同行之人員、簿籍、貢物等，稱為「計偕」（或「與計偕」），且依其內容之不同，而有「與計偕」、「計偕簿」與「計偕物」之別。「與計偕」與「上計吏」二者赴京之目的卻不相同，「上計吏」目的在於替郡國上計漢廷中央；「與計偕」之目的在於按規定將應召者或應舉者、應荐者之吏員或名籍詣京，以受漢廷中央之考召、舉試等；由於目的不同，所詣單位亦有所不同。

歷來對「計偕簿」之解釋不一，作者釐清「計偕簿」之定義，似可釐清為：狹義的解釋即為「與計偕」者之名籍，廣義的「計偕簿」即指郡國上計吏詣京上計時所攜之所有簿籍，包括「計簿」、「偕簿」者。「計偕物」，顧名思義，指由郡國上計吏於每年十月遣上計吏啟程赴京上計時，其所攜往京師以奉貢內廷太官之異味、方物，並非現金。「計偕物」之用途有二，除「薦宗廟」外，即為「充庭車」，於每年正月元旦朝會時，將各郡國所奉進之「計偕物」，展示於殿庭，以壯氣勢。點收郡國上計吏所進「計偕物」之單位有太官及中署（內署）二者。漢代各郡國上計吏趁赴京上計之便，又攜有其他方物珍品，以餽贈京官或宦官者，如前漢蜀郡守文翁買刀布蜀物以遺博士，後漢蜀郡太守修敬宦官曹騰等是，日本學者鎌田重雄以為這些郡國上計吏所攜之禮物，雖然目的在賄賂朝官，但皆屬「計偕物」之列。作者認為此種解釋是就廣義之「計偕物」；若不包括餽贈賄賂類禮物，而就上計吏所進奉太官或中署者之貢物言，這才是真正的所謂「計偕物」，但此為狹義之解釋。[19]

其後吳氏又深思上計制度層級之問題，認為一般學者論及上計制度時，歷代學者均以縣道上計郡國、郡國上計中央的二級上計制度，然由各種資料與簡牘所反映的現象似乎不僅於此，如障候、各地特種官署等，其地位與縣秩同，其上計實情如何，皆為研究上計制度不可忽視的一環。故作者試圖利用漢簡資料以呈現漢代上計之多樣性，吳氏於研讀會中提出〈兩漢障候、都尉上計考〉，認為障候等官員即隸屬於都尉之下，且其品秩、位階與縣令相當，當障候上計時無須由縣而逕自上計部都尉府，再由部都尉府上報郡太守府；這也可以說明在不同「層級」之計簿其所載之內容亦有所不同的緣故。[20]

此外，吳昌廉再將上計制度相關之郵書傳遞路線詳加考察，作者以甲渠路線為例，並以當曲至臨木里程為個案研究，綜合歸納出計有80、95、98里三種路線，並分析其有三種路線繫因於每一條交通路線之功能意義不同之故。[21]

（三）律令與訴訟

在居延簡中時而可以覓得入出關之法令與制度，然多半斷簡殘缺，難窺及全貌。陳中龍在F22發現一篇內容涉及出入關門的文書簡冊，作者暫名為「丁宮入關檄留遲推辟」簡冊，這批簡冊充分說明入關檄的傳送路線、時間等問題。作者將這批簡分為三組：一組是推辟的原因簡，即丁宮等三人入關檄尚未送達，故下令追查入關檄延遲的原因。第二組係推辟的內容，亦即由都尉府至甲渠候官調查整件事的來龍去脈，交互驗問後，發現入關檄乃由董習所延誤。其三乃推辟結果簡，即整理調查結果後上報。因此整組簡的內容不僅說明入關檄傳遞的制度與法令，亦可將驗問調查的過程視為一個司法案件。此外，在時制的研究上作者提出漢代時制當為十六時制；在歷史地理方面，臨木部之木中部應在臨木遂之北，都可獲得證實。[22]

F22第1至36號共36枚木簡，內容為一件發生在後漢初期邊塞訴訟案件的部分原始檔案，一般學者稱之為「候粟君所責寇恩事」冊，引發中外學者研究的興趣，在研讀會中有關此一簡冊討論計有6篇。前賢時彥所闡述者甚多，或大同而小異，亦仍有不少可待商榷之處。陳昱伶與王文儁皆曾注意到「魚」的問題。事由寇恩運送五千頭魚到觻得販賣而引起一連串的法律訴訟案件，然五千頭魚運到觻得來回需要20日，那麼魚早已腐敗，何以寇恩要接受這份工作。許倬雲曾提出分批運輸的看法，陳氏則認為這種解釋並不周延，且似乎與簡文所述有異，因此乃根據時間的推算，認為這些魚可能是臘日所需的祭品－乾魚，所以並未有腐敗的問題，此一新解或也可做為參考。[23]

（四）人物探索

郝永正於民國85年8月親往額濟納河實際考察，續於8月底參加「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七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」，會中有幾位學者提及漢簡中有不少竇融經營河西資料，因此對竇融其人其事發生興趣，於是返台後積極整理有關竇融的簡牘資料，進而獲知其相關新、舊史料甚為繁富。因此取為論題，於民國86年4月12日於研讀會中報告〈居延漢簡所見竇融之研究〉，並撰有碩士論文〈竇融之研究〉。[24]

作者結合簡牘與傳統史料，分析竇融曾任官於新莽、更始政權，地皇四年初主動避禍河西，遂於斯展開其一生之功業。其在河西得梁統之助，以「河西五郡大將軍」一職，掌控河西五郡之行政、軍事諸事宜。並全力經略河西，使其行政、軍事、經濟等各方面均有發展，河西遂有「殷富」之名。然而隨著光武帝統一關東完成，關西自然成為光武帝統一目標。河西雖在竇融經略下堪稱安定，但就整個大環境而言，河西地區的經濟亦遭受嚴重打擊，促使竇融不得不對其動向作一決定。適光武帝欲對隗囂、公孫述用兵，亟思拉攏竇融，以期順利完成統一。竇融盱衡整個局勢後，決定東歸光武帝，結果隗囂、公孫述因此滅亡，後漢政權至此始真正穩固。竇融的東歸光武帝，不僅為其個人換得功勳殊榮。尤有甚者，更為竇氏家族於後漢政局中奠定一重要地位。後漢時期北伐匈奴、外戚干政、黨錮之禍、宦官亂政等重要事件，均與竇氏一族關係密切。竇氏家族能振興於後漢，竇融實為關鍵人物。

羅仕杰長期觀察甲渠塞人物之整體研究，除重建官職、升遷等方面，更試圖復原當時歷史之情狀。羅仕杰以甲渠塞長吏任期復原為核心，整理並復原甲渠候任期，發現分析各候受到升遷、重用的條件，並發現候在某一時期變動甚大，藉此或可窺探當地政權更迭的歷史背景。[25]

（五）社會經濟

莊瑲逸之〈《毋鑄作錢》簡策初探〉，發現在F22第37至41號共五枚簡中談及漢代私鑄錢與發塚等問題，按照簡文內容暫訂名為《毋鑄作錢》。作者本文除校釋簡文外，認為整個結構係兩份甲渠障守候向上級報告的文書所組成，二份文書又由三個部分所組成。第一部份係私鑄錢和發塚販賣衣物二事的提出，第二部分係犯禁處理的方法，並宣告禁止吏民私鑄作錢和沒收在市面上所販賣的發塚衣物，且將犯禁的人名造冊上報。第三部分乃為一獨立文書，除再次宣告舊法外，並要求犯法者上報等事。作者由這份文書所涉及的內容如：「私鑄作錢」、「挾不行錢」、「發塚販賣衣物於市」三事討論漢代市官體系、漢代游俠等情事，反映國家公權力之問題。最後作者又分析這份文書出現的原因，認為它反映了新莽到東漢之初竇融努力整頓河西經濟而作的努力。[26]作者並以前文為基礎，發表〈漢簡里名初探－冠「市」里名研究〉，並完成其碩士論文。[27]

蔡宜靜著意於漢代雇庸勞動等問題甚久，在研讀會的交互激盪下，撰有〈漢代居延「就」運探研〉[28]。蔡氏認為就運的出現乃因漢代商業繁榮、交通基礎建設完備，運輸業亦蓬勃發展。「就」即漢時人民以運輸為職業，以牟取利潤之一種運輸形式，而政府亦會利用這些就人以參與政府轉輸工作。作者詳細考證就運之淵源與轉變，就人的身份與雇庸勞動的關係，並旁及就之費用、運輸量、運輸品、運輸路線等皆作詳盡的考證。蔡宜靜在就運的研究也有了副產品，由就運著重於「候粟君所責寇恩事」簡冊，並以捕獲之魚為臘月所用乾魚，結合簡牘所出土有關「臘」的資料，乃採以先秦至兩漢長時間的觀察方法，分析「臘」在精神與內涵上有所傳承亦有所轉變。如先秦的祭神、送舊之意，到兩漢則成為祭祀「灶神」、政府賞賜官員或人民的習慣。[29]

洪淑湄氏長期著重於復除與養老，其報告〈「居延漢簡」162標號所見賜爵問題〉，認為162標號簡中的8枚簡事涉賜民爵，且由8次賜爵時間以干支計時，配合《漢書》有關賜爵的記載，兩者幾近可以互相配合。此外，居延漢簡所見民爵以公乘為多，由這8枚簡可以明確看出公乘之爵級乃積爵而至，且對照史書有關後漢的詔令，一再重申「爵過公乘得移同產子」，所以積爵至公乘者居多便可獲得理解，當然這也必須考量邊塞與中央環境可能有所不同。[30]

（六）物質文明

徐菁蓮長期研究漢代布帛，先後在研讀會中報告有關漢代布帛的研究論文，其中〈漢簡所見裝具考－橐〉尤具創見。[31]作者原以為「橐」乃絮之一種，繼而深入研究後發現橐並非絮之種類，而是某種動物之名。再進一步收集資料探究後，發現橐與裝具之間乃有密切之關係。此一發現豐富了吾人對於漢代布帛與裝具的認識，間接的對於漢代人們之生活與運輸器具有更多的瞭解。

F22第202至207號簡文中出現了有關古代選擇刀劍的文書，沈雲韜根據這批簡冊的內容，暫命名為《相寶劍刀》，撰有〈新居延漢簡《相寶劍刀》冊之初步探討〉。[32]作者首先針對釋文的排序與文字深入探討，認為這份簡冊第五、六枚簡語意無法綴合，應該是一份殘缺的簡冊。分析《相寶劍刀》成書的時間大致當在西漢前期，其內容記載刀劍及其花紋優劣標準共十八條以上，文中反覆論述刀劍的形制、紋飾、成分、製作與演變史等問題，認為此一簡冊對於中國古代兵器、冶煉技術等不失為重要的珍貴史料。

四、結語

綜觀研讀會舉行五年期間，其特色有：第一，宗旨清楚。弱水簡牘研讀會旨在整合研究簡牘之學群，透過問題的提出，交互激盪，以收集思廣益之成效。如由「候粟君所責寇恩事」冊的討論中引發出「就」、「魚」等問題，由於「臘」的習慣得出「乾魚」的新解。第二，方向清楚。研讀會的討論方向有三：首先是簡牘的整理研究，在方法學上，唯有確定資料的信度與校度，所論方有依據。其次則是簿籍的復原，居延簡中保存許多簿籍，由於出土時殘缺不全，乃有待學者的復原，進一步深究這些簿籍的時代意義。在本研讀會中，有關上計的簿籍、相寶劍刀、毋鑄作錢、無嫁娶過令、無犯四時禁等，都經由研究而加以復原與探究。其三，無庸置疑地，居延乃位於漢代西陲地區，自然保存當地的歷史地理的資料，尤其是漢代在居延地區邊塞的分佈，它不僅代表著地理的分佈，更是日後研究軍事史、制度史的基礎。第三，學生的培育。研讀會的舉行過程中，有不少碩、博士班的學生逐漸掌握研究方向，而相繼完成學位論文。

讀萬卷書行萬里路，研讀會自成立後已逾五載，本會成員以三赴弱水，本研讀會成績斐然。然成員不斷提出，在親赴居延地區時往往停留時間僅數日，且對於有疑義之烽隧或遺址未能進行挖掘，使得許多問題無法釐清，因此在未來本研讀會的規劃上，除繼續研讀、恢復簿籍外，更試圖提出居延考古計畫，以證實紙上史料之若干問題。此外，讀書從識字開始，兩批居延漢簡有計三萬餘枚，而根據簡牘所進行的研究是否可信則決定於釋文的正確與否，研讀會成員在閱讀新出居延簡之釋文時，往往發現多有牴誤之處，零金碎玉的發現僅能孤芳自賞，是否能集研讀會成員之力，校刊出最佳的版本，也是未來必須完成的目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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